为什么说《建军大业》是“明粉实黑”？

《建国大业》中的叶挺

史学界对南昌起义的表述，是“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南昌是人民军队的诞生地，是军旗升起的地方”。实际上，由于起义组织得颇为仓促，起义后部队又急于按计划南下，没有充分的时间对起义部队加以改造，党在起义部队中的影响力很弱，远远谈不上“牢牢掌握了部队”。

南昌起义部队不仅仍对外声称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依然戴着国民党军帽徽，举着狗牙旗，而且部队架构、规章制度完全承袭了国民党军那一套。诸如官兵待遇悬殊、体罚打骂、派粮派款等旧军队的恶习也依然存在。

虽说和北伐军一样，南昌起义部队在团、师、军三级设立了党代表一职，但部队中党员人数很少，且主要集中在中、高级军官中，基层士兵中的党员可谓凤毛麟角。普通士兵对党了解甚少，就更别提有多少阶级觉悟，对中国共产党有多少认同感了。

欧豪与其饰演的叶挺对比照

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在写给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指出，南昌起义部队仍是旧时代的雇佣性质的军队。参加起义与否，全凭部队长官态度。普通士兵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依然是“长官叫打谁就打谁”。这样的部队，和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流民起事队伍一样，“胜则猬集一团，败则一哄而散”。

历史上，南昌起义部队挟胜利之余威，刚离开南昌城，部队就开始动摇。不仅有第10师师长蔡廷楷率部叛逃，还有第20军参谋长陈裕新率该军第5团投奔朱培德。南下途中还未遇上强敌时，部队中的“兵油子”、“营混子”们就开始大量逃亡。

影片中的张作霖

这样的部队，不失败才是咄咄怪事。因此若单纯地将南昌起义等同于“建军大业”，是无法向世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共领导的军队最终成为了拖不垮、打不烂、不惧任何强敌的钢铁雄师。

历史上，在南昌起义之后举行的秋收起义中，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才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制作出了第一面自己的军旗。在其后的广州起义中，第一次使用了“工农红军”的名称。不过同样由于准备不足，这两次起义过程中，依然没能解决该如何创建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

电影中的何长工

中国共产党真正意义上的建军，应该始于三湾改编。1927年9月27日，秋收起义军余部抵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主持对部队的整编工作。经过动员教育，将1个师的番号缩编为1个团，共7个连，另有特务队、军官队和卫生队，共700余人。

在这次整编中，中共第一次在军队中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将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成立党委，由党的前委统一领导。同时还决定废除打驾、体罚制度，建立了军队内部的民主管理机制。在连以上设立了士兵委员会，提倡官兵平等。通过这次改编，才开始确立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影片中的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

当然，历史上我军的建军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战斗频繁，党内、军中各种思潮激烈碰撞的情况下，建军过程走一些弯路、遭遇一些挫折亦是无法避免之事。不过，通过总结2年多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于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中共红4军第9次代表大会（亦称“古田会议”），最终确定了无产阶级建军纲领。

影片中，卢德铭亲自操枪上阵

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服从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新型人民军队。从而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一切旧军队的区别，成为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和重要里程碑，形成了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基本原则。并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三大任务；规定了实行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原则和制度；肯定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规定了宣传教育等原则和方法；规定了正确处理红军内部、外部关系的原则和优待俘虏的政策；规定了红军军事机关和政治机关的正确关系等。

影片中坚守三河坝的朱德

古田会议决议，是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为我军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该决议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党和军队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建军、建党思想基本原则的形成，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个决议，通过中共中央的下发，各地红军都先后照此执行。从而在各地的中国工农红军中，逐渐肃清了旧军队的影响，开始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

因此，要拍摄真正意义上的建军大业，应该把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这段历史讲清、说透。其他诸如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只需作为背景简单交代一下，岂能如电影《建军大业》这般舍本逐末？

不过，这个对于军迷来说再寻常不过的要求，对于自小蜗居在英国统治下的弹丸之地，受各种右翼反共思潮长年耳濡目染，从骨子里不屑去了解那段历史的导演来说，无疑是难于上青天了。在人家心目中，中共那些革命先烈，不过就是些“红色古惑仔”，只不过运气好，成了事而已。当然，人家本质上是生意人。拍片追求的是名利双收。所谓“向建军90周年献礼”，不过是招揽顾客的羊头罢了。

既然《建军大业》号称是“历史正剧”，是“献礼片”，那就不仅要忠于史实，而且要能经得起观众的“挑刺”。

有为《建军大业》洗地的软文宣称，电影是艺术再现，不是记录片。言下之意无非是编导在片中的“艺术加工”，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持这种观点之人却选择性地遗忘了，任何历史正剧中的“艺术加工”，都应建立在不违背基本史实，且对影片气氛烘托、人物刻画和影片进程具有积极意义的基础上。

否则的话，所谓的“历史正剧”与充斥银屏的“抗日神剧”区别何在？实际上，在老电影《南昌起义》和《八月一日》中，亦有诸多艺术加工，但却没啥违和感。相形之下，《建军大业》就有些惨不忍睹了。

“4.12”政变后的上海街头

历史上的“4·12”政变，其实发动于1927年4月11日晚间。反动势力“三管齐下”：一路由杜月笙出面，以喝茶为名，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邀至新落成的杜公馆诱杀。一路由第26军第2师师长斯烈出面，以商谈要事为由，将周公及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顾顺章诱至位于宝山路天主堂的第2师师部扣留。第三路由上海青红帮流氓组成。他们武装袭击上海总工会会所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华商电车公司等处，制造流血事件，为26军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制造借口。

杜月笙诱杀汪寿华，完全不是电影中演绎的那样。

历史上，汪寿华一踏进杜公馆的门，就遭到流氓们的群殴。杜月笙不过是在听到汪的惨叫后，才喊了句“不能做在我家里。否则，以后就没有客人敢上门了。”随后其党徒便将汪寿华塞进麻袋，运到枫林桥活埋。

因此，《建军大业》中关于杜月笙对汪寿华惺惺相惜，拉拢不成才忍痛下杀手的桥段，纯属子虚乌有。这在为刽子手罩上“人性”光环同时，客观上是对革命烈士的侮辱。对于生长在香港那种环境下，擅长用“艺术加工”为黑帮洗白的导演来说，这属于习惯性操作。但用这种“艺术加工”来为建军90周年“献礼”，试问编导骨子里究竟是“粉”还是“黑”呀？

还有周恩来被扣的戏中，周公被一群反动军人用枪指着，却淡定地起身，从腰间拿出空枪套，告诉斯烈：“对朋友，我从来不设防”，给予斯烈极大的震憾。

历史上，进入1927年4月份以后，上海的政治形势已日趋紧张，新旧势力间摩擦不断。在混乱的局面下，掌握全局的周公赴“朋友”邀约，临行前会刻意解除自己的武装，以示真诚吗？历史事实是，周公一行刚到第2师师部，随行卫士便被对方缴了械。这种“艺术加工”非但不能衬托周公的真诚和大义凛然，而且还显得愚不可及。试问，如果周公当真是如此天真愚蠢，还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挽既倒于狂澜吗？

影片中的蒋介石，完全没能演出他的奸雄气质。

真实历史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获悉周公遇险，一面急报党中央，一面找到第26军党代表赵舒。由赵舒出面与斯烈交涉，最终让周公脱险。这与影片中周公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让斯烈改变了主意相去甚远。

影片中这个“艺术加工”，突出的是周公的个人魅力，却将中共组织的力量及团队精神视若无物。而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恰恰是中共历史上一贯反对的。想来擅长拍黑帮片的导演，自然对此无法理解。

关于之后的反革命大屠杀，影片中描述是由停泊在黄埔江上的军舰开炮为号，而且第一炮就命中了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驻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实际上，当时是以军舰升旗为号。商务印书馆被炸毁，还要等到4年零9个月之后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南边的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北京的张作霖也抓捕了李大钊。

不过，张作霖的北洋政府自视正统，视已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为伪组织，断然不会像影片中描述的那样，居然打电报给被北洋政府视作“叛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请示该如何处置李大钊。历史上，倒是张作霖面临强大舆论压力而举棋不定时，蒋介石主动给他发去密电，敦促他尽快“斩草除根”的。导演如此安排，不是对历史一无所知，便是打心眼里奉“蒋记”为正统。

南昌起义前，周恩来专程赴长沙向毛泽东讨教，纯属子虚乌有。

片中武装起义酝酿期间，周公居然专程赴长沙去听取教员的意见，实在是太过离奇了。那时候，教员不过是个中央委员，党内地位远不及周公。况且当时教员的雄才大略还未找到真正的施展舞台，就更别提能折服党内的大多数同志了。因此这一“艺术加工”，纯属为了“政治正确”而刻意为之。

同样为了“政治正确”的，还有党召开“五大”期间，总设计师在会场上居然紧挨着教员而坐，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当时总设计师的党内职务是中共中央秘书，负责会务工作。根据党内相关规定，党的秘书根据工作需要，是可以进入党的会议室的，除了负责会务，也负责记录。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党的秘书都肯定能进入会议室，只有那次会议指定负责记录的秘书才有这个资格，而且其座位必须得是某个角落，绝不可能和有会议发言权、表决权的与会者坐在一起。

影片中的周恩来

在筹备起义事宜时，影片中的周公从上海来到武汉，便一头扎进军营串联，从头至尾似乎只有他一人在忙活。但历史上，1927年7月初，中共中央为适应形势需要，将政治局缩小，推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张国焘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代理中央政治局的职权。

临时政治局党委会于7月中旬，决定了三件大事：确定采取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准备在湘、鄂、赣、粤4省举行秋收起义；召开中央会议，拟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在南浔线发动正东征讨蒋的第二方面军部队起义。

鉴于形势严峻，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彭湃、吴玉章、林伯渠、谭平山等人先后离开武汉到达九江，准备起义事宜。因此，南昌起义是集体决议，集体领导的。周公身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自然对起义功不可没。但对其他人的贡献一概无视，亦是不符合史实的。

影片中的贺龙

影片中，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赶到南昌阻止起义。谭平山居然公开提出干掉张国焘，而贺龙直接将手枪顶在了张国焘的脑门上，于是张国焘惊恐不已，连称自己没来过南昌，不再反对起义。

这究竟是在反映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政党在7月30日晨，在南昌女子职业学校内召开的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呢？还是在演绎黑社会开堂口火拼？这样的会议，当时还不是党员的贺龙是断然没有可能参加的。

真实的历史是，周公、李立三、恽代英等人虽然和张国焘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对立，周公甚至还拍了桌子，但终归还属于党内民主讨论，绝没有动刀动枪，以武力相威胁。最后张国焘不再固执己见，也是基于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非受到胁迫。香港黑帮片导演如此“艺术再现”，是对历史的亵渎，对革命前辈的侮辱。

影片中，朱德在起义前问周公要钱，还声称：“当时入党时，我钱都交党费了。这回找你要点经费，怎么用，你别问。”这哪里是一个组织性、纪律性极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说的话，简直就是黑社会小混混。

朱德时任第3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手下虽没几个兵，但请客吃饭的钱还是不缺的。他在起义前宴请第3军第23团团长卢泽明、副团长蒋学文，第24团团长肖胡子及团副到杨家厂“嘉宾楼”餐馆吃饭，饭后请他们到大士院32号妓院内打麻将，均是奉党的命令执行的特殊任务。目的是让这2个团的敌军失去指挥，减少起义的障碍。

既然不是个人的自作主张，又不缺钱，朱德哪有在党在南昌的最高负责人面前“装神弄鬼”的道理？更何况以他的身份，就算是赊账，还有哪个店家敢叽叽歪歪？如此“艺术加工”，简直是对革命先辈的侮辱。

影片末尾的重头戏，非三河坝战役莫属。但实际上，真正导致南昌起义部队全面失败的，是汤坑战役。导演完全本末倒置了。

围在朱德身边的尽皆营连级军官，师团级主官去哪儿了？

朱德以第9军副军长的身份，率第25师留守三河坝，是因为在向广东进军过程中，第25师一直落在后面，作为事实上的全军后卫。而且朱德的第9军只是个空架子，手底下并无战斗部队。当时他在党内、军内，尚无日后那般崇高的地位，大家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留守三河坝，作为“外来户”的朱德，必须和第25师师长周士第、师党代表李硕勋共同指挥。而在影片中，周士第和李硕勋仿佛人间蒸发了般，只见到朱德和第75团3营营长蔡晴川、第73团3营7连连长林彪这样的营连级军官在一起指挥。不知道周士第、李硕勋的后人们对此作何感想？

另外，在着墨不多的秋收起义描述中，毛泽东居然将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口头降级为师长，抢了余洒度的“饭碗”，这叫人情何以堪！秋收起义失利，毛泽东率部突围，卢德铭率部断后时牺牲。因为情况紧急，遗体被当地农民偷偷掩埋，直到解放后才挖掘出遗骨重新安葬。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毛泽东就算有心为卢德铭收尸，并主持火化仪式，也根本不具备客观条件。

说完史实上的错误，再谈细节上的败笔。‘

从服装上来说，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军装为蓝灰色中山装，军官和士兵都戴大檐帽。不过，具体到南昌起义部队，因为第24、第25、第10师均由粤军发展而来，因此在服装上也都沿袭了粤军风格。即士兵夏季穿及膝短裤，穿草鞋，打布绑腿。军官夏季穿长裤，打皮绑腿，穿皮鞋。当时部队还未奢侈到像影片中一样，连士兵都有皮鞋穿。

影片中的钱大钧

影片主要情节发生在1927年的第三季度。此刻无论是“四大火炉”之一的南昌，还是一向炎热的赣南和广东，均处在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影片中各色人等在这种季节里还能着装如此之厚，而且汗不透衣杉。历经激战后军装还能保持整洁笔挺，发型纹丝不乱，当真是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部分北伐军用胸章标识军衔和职务

历史上，有一部分北伐军采用带有党徽和三角形军衔徽章的臂章来标识军衔。

此外，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已经有了军衔标识。具体到由粤军发展来的部队，也就是南昌起义的主力，都佩有胸章。上面写有军衔、职务、部别和人名。贺龙的第20军，由于是北伐后才归附的旧军阀部队，因此仍沿用北洋军的日式小肩章。蒋介石的嫡系黄埔军，则又有采用胸章的，又有采用带有党徽和三角形军衔徽章的臂章的，不一而足。以上这些细节，在《建军大业》中全无反映。

北伐军的军旗式样被南昌起义部队沿用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南昌起义时，部队是在脖子上系红领带，在左臂扎白毛巾以示区别，而不是像电影中那样，将毛巾扎在右臂。起义后，部队仍然在大檐帽上嵌一粒狗牙帽徽，打的仍然是青天白日四边红旗。从考据的角度说，影片编导显然没做好功课。

片中出现的重机枪，均是建国后改造的民24式重机枪。改用了郭留洛夫SG-43重机枪的250发不可散金属弹链。

真正的马克沁系列重机枪，采用的是帆布弹带

在武器方面，片中出现的重机枪，均是建国后改造的民24式水冷式重机枪。其突出特点是改用了郭留洛夫SG-43重机枪的250发不可散金属弹链。而无论是原版的M1908式马克沁重机枪，还是民24式重机枪，使用的都是帆布弹带。

因为机枪拨弹的力量较大，帆布弹带容易在进弹过程中被拉扯变形，影响供弹的可靠性，所以射击时需要副射手用手托住弹带，甚至还要人在另一侧拽弹带，目的都是为了防止卡弹。

当时各派武装所使用的枪械，除了些进口货，主要是“汉阳造”及“老套筒”，使用的是颇为独特的M88式7.92×57毫米圆头弹和5发漏夹，弹壳为黄铜制造。而在影片中，道具枪明显使用的是覆铜钢壳的尖头弹。

无论是老套筒还是汉阳造，均用5发漏夹装填。

枪械如此，炮就更不必谈了。先不说三河坝战役中，此前在瑞金、会昌战斗中被重创的钱大钧部，虽然已经补充了兵员，但上哪里搞来那么多的山炮、野炮？要知道，当时整个第2方面军也仅有1个炮兵营，装备12门山炮而且。而且片中这些口径仅有75毫米的炮，却打出了堪比凝固汽油弹的爆炸效果。看来，编导只一味追求视觉冲击效果，哪里还顾得上史实和物理常识？

在人物刻画方面，影片中周恩来在九江召开会议，会场外站岗的居然是林彪和粟裕，颇为雷人。因为林彪时任第4军第25师73团2营7连连长，驻扎在马回岭车站附近。粟裕是第11军第24师教导队班长，驻扎在九江城中。俩人根本不在同一部队，驻地更是相距甚远，怎么可能凑到一起站岗放哨呢？况且此二人虽是共产党员，但当时还未显山露水，周公甚至都没听过他俩的名字，又怎么可能点名抽调他们来作警卫工作呢？

林彪与饰演他的演员对比照

按理说，做警卫就做警卫吧，专心自己的职责，不偷听、不议论、不传播会场里讲了些啥，是最起码的纪律要求。可编导却让林、粟二人议论啥：“虽然他们说的我听不懂，但总有一天我会懂的。”天呀，看来编导是真不知道，林彪早在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前，就已经是中共党员了，而且在军校里也非常热衷于政治演说和参加各类社会活动，是黄埔4期生里有名的活跃分子。这样的人，对革命的认识自然不会比一般人肤浅。总不能因为后来的发生的事，就昧着良心将林描绘成一个对革命没有认知的投机分子吧？同理，粟裕于1926年11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6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也不至于说出如此无知的话。

右一便是影片中的林彪

历史上，南昌城当时是第五方面军总部所在地。城里数个团的敌军分属不同的军，但却从来没有任命哪个团长担任南昌卫戍司令一职。

南昌起义因为是以多胜少，以有备打无备，因此战斗过程并不激烈，更没有动用火炮。如果像影片中表现的那般，并不算大的南昌城怕早被炸成一堆瓦砾了。

更荒唐的是，片中叶挺居然在战斗中激情四溢地、宛如颠狂般手舞足蹈，哪里像个已过而立之年，且身经百战的北伐名将？就算是“洪兴帮”中的黑社会小头目“陈浩南”，遇事也不至于这般不沉稳。因此影片被叶大鹰吐槽，绝非没有道理。

《建国大业》中的粟裕。实际上，他在南昌起义中未参加战斗，且24师教导队也未装备大刀。

作为南昌“七门”之一的德胜门，位于南昌城北，在今天的胜利路北端与阳明路交汇处。南昌起义时此处并未发生战斗。身为起义总指挥部警卫队班长的粟裕，也就没机会异常神勇地将红旗插上德胜门了。

历史上，南昌起义时，粟裕奉命带1个班去军官教导团驻地，护送朱德到江西大旅社，并未参加战斗。粟裕日后成为一代名将、智将，早年间亦不可能是“虎痴”般的一勇之夫。更何况，作为第二方面军主力的第25师和第24师，武器装备以当时的标准衡量，可算是非常精良。断然没有沦落到枪支不够，只能用大刀来凑数的地步。因此粟裕在影片中抡大刀的姿势固然矫健优美，但实际上却是不可能之事。

火力当真如此猛烈，朱德能率部在三河坝坚守三天？

同样，三河坝战役中，林连长居然放弃指挥职责，亲自操起了重机枪扫射敌群。看似勇则勇矣，但实际上，当时部队的重机枪悉数装备在团属重机枪连，是步兵团的主要支援火器，由团长直接掌握，不是哪个步兵连连长随便能接触到的。

蔡晴川是叶挺独立团初创时期的骨干之一

早在叶挺独立团成立之初，便担任该团青年队队长的蔡晴川，的确率所部全体官兵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但他们却并不是主动要求断后，拉响炸药包与敌同归于尽，而是在敌军进攻笔枝尾山时，在山头坚守到了生命最后一刻。

此外，片中人物称北京为“北平”，也是穿越了。1928年6月20日，国民政府设立北平特别市，相当于今日的直辖市。此后一段时间该市便改称“北平”。在《建军大业》所反映的1927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称该市为“北京”。

行文至此，《建军大业》票房扑街的缘由，也就不言自明了。一帮对党、对人民军队毫无感情、更无认知的生意人，搜罗一批徒有人气、却无演技的“小鲜肉”，浮光掠影地堆砌出一部毫无历史凝重感的商业片，借助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所带来的种种便利，瞄准建军9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妄图名利双收。只不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实在是诚不我欺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